搜索沉在水底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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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题动机

几近就在“哥德堡号”到来的同时，国家文物局局长对外宣布，发现于1987年、至今仍沉睡在广东阳江海域的宋朝沉船――“南海一号”的整体打捞方案已通过。

对公众来讲，水下考古还是一个非常陌生的话题。因此，最近两年来国内的水下考古活动都吸引了无数眼光，无论是云南抚仙湖水下城市还是福建碗礁的沉船打捞，都是如此。每一次水下考古都恍如打开了一个秘密通道，通往过去那些不可知的时空，而“南海一号”酝酿了近20年的打捞更将揭开一个巨大的历史盖子。专家认为，“南海一号”如果出水，其价值和影响力将不亚于秦始皇兵马俑。

佳宾介绍

李庆新：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南海一号”将是里程碑

：最近两年，国内的水下考古实践引人关注，从2005年福建碗礁的清朝沉船打捞，到今年6月云南抚仙湖水下遗址探秘都是如此，这是不是说明我国水下考古的水平不断提升？

李庆新：我国的水下考古起步较晚。上世纪70年代，考古工作者在西沙群岛等海域进行海洋考古与文物调查，发现了一批从秦汉到清朝的文物，对南海交通研究有很高的价值。80年代以后，考古工作者在广东台山川岛、福建连江定海湾、山东长山列岛等海域进行海底考古探察与发掘，打捞出一批宋、元、明时期的沉船及实物，标志着我国水下考古工作真正开始。

2001年，中国水下考古队对云南省抚仙湖古滇聚落群进行探察，发现这片古遗址总面积达2.2平方公里，范围极其宏大，在世界上十分罕见。水下作业使用了中科院沈阳自动化研究所研制的水下机器人和中国船舶重工集团总公司制造的深潜器，其设备在国际上属领先水平，说明我国水下考古到达新的水平。

但与先进国家比较，我国水下考古仍存在一定差距。据水下考古专家张威介绍，全国只有20多名专业水下考古人员，难以完成大量的水下考古任务，另外在技术、资金投入等方面都满足不了实际需要。

在海洋文化遗产保护方面，也存在文物保护意识比较薄弱、法制建设滞后、非物资遗产未得到重视和保护和非法盗宝、走私猖獗等问题。

：对“南海一号”的打捞，您最大的兴趣点在哪？

李庆新：首先，“南海一号”的发现，其意义不单单在找到了1船数以万计的希世珍宝本身，它还蕴藏着超乎想象的信息和非同寻常的学术价值。“南海一号”不但正处在“海上丝绸之路”的航道，而且它的“藏品”数量和种类都异常丰富和宝贵，给此段历史的研究提供了最可信的模本。对这些水下文物资源进行勘探和发掘，可以复原和弥补与古代中国“海上丝路”密切相联的一段历史空白。

其次，沉船上的许多精美磁器，听说为国内博物馆所未见。一些“喇叭口”大瓷碗、陶瓷首饰盒等物品，式样、造型都与国内同类物品风格悬殊，明显是为国外客户专门制作的。此类根据国外市场特别加工制作，以供外销的生产与销售方式，史学界一般认为出现在明清时期，现在看来，历史应当斟酌改写。

另外，水下考古是多学科、高科技相结合的尖端科研活动。先进国家在发掘、保护历史建筑、遗址、历史地区及其背景环境监管等已广泛应用包括“4S”技术，即遥感技术（RS）、全球定位系统（GPS）、地理信息系统（GIS）、信白癜风怎么治最好息管理系统（MIS）等先进技术，“南海一号”沉船从发掘、整理、鉴定、研究到摆设、开发、利用，对我国水下考古科技与人才队伍既是重大的挑战，也是绝妙的机遇。我非常期待“南海一号”的出水与研究，把我国水下考古和海洋社会经济史研究带到国际前沿水平，树起我国水下考古的里程碑。

开掘中华文化特殊板块

：水下考古是田野考古由陆地向水域的延伸，在我国以农耕文明为主的历史上，陆地文物非常多，与之比较，水下考古的价值在哪里？

李庆新：中国是个以大陆为主的国家，同时中国又具有绵长的海岸线和辽阔的海洋。历史文献记载：“边海之民，皆以船为家，以海为田，以贩番为命。”沿海地区特别是广东、福建、浙江等省，是我国海洋文明的重要发祥地。

水下考古发现的人类海洋活动遗物遗址，都是先民遗留下来的宝贵文化遗产，体现了我国东南沿海的悠久航海传统和海洋文化内涵，构成中华文化的特殊版块。在愈来愈重视海洋的当今世界，水下考古发现所展现的先民勇于探险、开辟创新的胆识和智能，所发掘的海洋文化内涵与文化精神，毫无疑问有助于提升全民族的海洋意识，发展海洋经济，构治疗白癜风要多久筑海洋文化，促进民族文化的创造力、竞争力。

：“南海一号”就沉没在海上丝绸之路海域，这1海域是不是是水下考古的宝地？

李庆新：15世纪以后，随着地理大发现与新航路的开通，海洋成为沟通全球的主要通道，人类遗留在海洋的文化遗产更加可观。沟通世界各国的海上通道被称为海上丝绸之路，又叫陶瓷之路、茶叶之路、白银之路、宗教传播之路、文化交流之路。其内涵之丰富，影响之深远，意义之重大，丝毫不亚于任何一条陆地信道。“海上丝路”海域是海底沉船、海港遗址和海洋聚落的主要分布区，海底的宝藏不计其数。有报导说，仅我国东南沿海至南中国海海域，不完全统计，从公元前后到20世纪有沉船超过2000艘。

19世纪中叶以来，随着科学技术进步和各国对水下考古的重视，人类海洋文化遗产的发掘与保护才有较大进展。虽然这些考古发现只揭开难以计数的海洋文化遗产的极小部份，但具有陆地文化遗产不可替换的价值。人们有充分理由相信，水下考古前景极为广阔。

考古学新贵浓缩历史

：有人说海底沉船是浓缩的历史标本，对历史学者来讲，这样的标本有怎样的欣喜？

李庆新：在以实物为主体的海洋考古发现中，每一件遗物都体现着历史时期一个或多个国家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片断，是见证不同国家之间外销的或舶来的物资与文化的直接证据。循着这些实物标本泄漏出来的信息，或结合历史文献记载，可以追寻到更多历史事实，弥补了陆地考古与历史文献没法填充的历史空间。

例如1997年在印尼首都雅加达以北海域打捞到10世纪东南亚籍海船，沉船的运载物包括了做工精致的戒指、耳环、衣饰和爪哇金币、青铜器、玻璃，还有珍贵而数量巨大的中国陶瓷、南汉银锭和钱币，对研究南汉与东南亚关系具有重要学术价值。

20世纪40年代，法国考古学家刘易斯?马尔勒雷(lleret)在越南南部的澳佑(OcEo)发掘了1座年代大约在公元2－3世纪的海港城市。奥佑古城的砖、石砌筑房屋遭到了印度河文明的影响，遗址出土的大量文物中有中国汉朝的铜镜、印度的珠宝、具有印度犍陀罗风格的佛教造像和罗马金币，说明这里是中国与印度两大文明古国之间的一个贸易中心。

大约在1200年前，古埃及伊拉克利翁古城由于地震、海啸等灾害沉落海底；2000年，法国海洋考古学家弗兰克?戈迪奥带领的考古队在埃及北部海底发掘出大量的史前遗物和古城神殿、圆形大剧院等，向世界展现古埃及璀璨的文明。

水下考古的出色表现已向众人证明它在考古学中无可置疑的新贵地位，其快速发展对研究人类与海洋活动相干的领域，如航海史、海外贸易史、港口史、造船史、移民史、国家关系史、宗教史、科技文化交流史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考古学不但成为史学创新的好火伴，而且重大的发现常常催生新的学科诞生。近代中国两次重大考古发现――“甲骨”、“敦煌”的发现，就构成了跨学科的国际显学甲骨学、敦煌学。“南海一号”沉船的出水与研究，也可能带来中国海洋经济社会史研究的重大突破，乃至“海上丝绸之路学”的兴起。